MBA在美國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在亞洲仍魅力不減。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Nitin Nohria近日在香港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分享了他此次亞洲之行的所得。他提到25%的哈佛商學院校友都來自美國以外地區，然而亞洲本地的商學院正在逐漸奪走這些老牌頂級學府的生源。

　　Susan Young，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首任亞洲院長、印度出生的Nitin Nohria

　　（文/顧蔚）美國商學院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過去，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是進入高盛(Goldman Sachs)或麥肯錫(McKinsey & Co.)的敲門磚日子已經過去了。青年才俊們現在對MBA所需的10萬美金學費和兩年攻讀時間面前打起了退堂鼓。

　　亞洲商學院的崛起則構成了另一個挑戰。盡管該地區申請美國頂級學校的人依然很多，但是許多亞洲學生和成功的企業家選擇了在離家更近的地方繼續深造。商學院在印度和中國已經遍地開花，提供了更貼合他們本土市場的課程和社交機會。

　　頂級美國商學院也采取了回應措施，推出了更短、更詳細的商業課程，并且加入了國際商業案例用于學習。

　　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首任亞洲院長、印度出生的Nitin Nohria在香港與《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談論了商科教育的新環境。經過編輯的訪談內容如下：

《華爾街日報》：請和我們說說你這次亞洲之行的目的？

　　Nohria：這是我們全球策略的一部份。我們于15年前在香港開出了首個研究中心。當時我們感覺，哈佛商學院未能給學生提供一種真正的全球性教育。當時我們大約有10%的商業案例是國際性的。現在我們在全球一共有八個研究中心，所在地包括孟買、東京和上海，而且我們有60%的商業案例為國際案例。這種研究中心，而非海外建校的方式使得我們能夠以更輕的方式推行全球策略。

《華爾街日報》：亞洲有沒有大額捐款人？

　　Nohria：哈佛商學院的頂級捐款人里現在還沒有亞洲人。但是有開始捐贈500萬-1000萬美元的亞洲人了，這意義非常重大。我啟動的全球領袖募捐活動，目標是爭取到100人每人捐100萬美元來支持本院的國際活動，而非一個人來捐一個億。我的理想是，這個群體里有30%-40%來自亞洲。

《華爾街日報》：你能描述一下學生結構的變化么？

　　Nohria：他們過去都來自歐洲，但是歐洲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商學院氣候了，所以來自歐洲的學生越來越少了。現在有來自拉丁美洲的學生，他們往往不只是就讀哈佛商學院，而是也上其他商學院。所以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了。

　　亞洲的學生對上哈佛商學院熱情還是很高。在亞洲唯一讓人擔心的是日本，過去我們每年900個MBA學生里有30-40個是來自日本的，現在只有4-5個。日本是我們在亞洲唯一一個申請人數在倒退的地區。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對全球經濟的參與度非常高，現在變得有點自我隔絕。日本還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多接觸潛在的申請人。

　　至于大中華區，我們的生源結構越來越偏向中國大陸。目前四分之一的學生來自香港，四分之三來自大陸。以前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來自香港。

《華爾街日報》：今年美國經濟復蘇對申請有影響嗎？

　　Nohria：我們這是反周期行業。今年快要截至申請的時候，（因為油價暴跌）來自能源行業的申請人數突然增加。我們現在還是10份申請人爭奪一個學位。

　　這些年來每年學費上漲4%，助學金增幅更快，約為5%-7%。現在近28%的學費被用于獎學金。去年50%的學生獲得了某種形式的助學金。這在20年前幾乎無法想像。

《華爾街日報》：你們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Nohria：最大的挑戰是許多人開始懷疑是否有必要讀商學院。商業教育的黃金年代是1950-2000年，那時候如果想加快職業發展，最好拿個M.B.A.。現在情況有所不同，就連麥肯錫(McKinsey)也開始招收Ph.D.或其他背景的學生，然后加以培訓。你如果去投行，他們不會像原來那樣，過了兩年讓你去念個MBA，他們更希望有潛力的年輕員工留下，一路做上去。

《華爾街日報》：有沒有做短期課程的壓力？

　　Nohria：EMBA的興起是對這一壓力的回應，而且從兩年壓縮到一年期MBA短期課程也興起來了。美國對兩年期MBA的需求較2000年已經下降了20%，所以這一空間在縮小。對于專業碩士課程的需求也比兩年期MBA課程需求增長得更快。

《華爾街日報》：你對亞洲的商學院怎么看？

　　Nohria：印度可能是個領頭羊，對商業教育的需求增長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開了1,000所商學院。突然之間，人們認識到從隨便一所學校拿到一個學位不夠。整合正在進行中。美國也是一樣。人們更加意識到了教育質量問題。

《華爾街日報》：亞洲此行什么讓你感到驚訝？

　　Nohria：在印度和中國兩個國家都是：大家第一次不談論經濟增長了。過去，我們是如此地沉迷于經濟增長，而忘記了我們得建立一個更強的基礎。現在這里有了建立更強基礎、提高透明度、重視公司治理、和減少腐敗的需求。在亞洲，你聽到大家關心的點有所不同，而且大家不只是嘴上說說，而是認真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