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實施差別化監管不能不設監管基準。因此，在制定監管辦法時，既要有共同遵循的規范，也要針對不同狀態的機構有所區別，留下足夠的彈性空間，兩者不可偏廢。對于分類監管，金融業的普遍準則是對越大的、系統重要性越強的機構，監管越是嚴格，資本充足率要求越高。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有這樣的規定，部分國家（如美國）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執行附加資本的監管要求，甚至可達4.5個百分點。這種系統重要性監管原則在支付領域適用不適用，是不是要反向適用，還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上有大量資金想進入支付行業，太多人想申請支付牌照，但是現存的相當部分非銀行支付機構只能提供同質化服務，靠壓低價格甚至免費爭搶客戶，支付業務本身賺不到錢，或主觀上就沒有想靠支付業務賺錢，而是指望從其他方面獲取回報。比如，有的機構靠挪用客戶備付金賺錢，變成不是銀行的銀行，還有的機構私留、出售客戶信息，這就必然和防范風險、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監管原則發生沖突。

　　支付市場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非銀行支付機構要想持續獲得生存空間，就要依靠不斷創新，就要為客戶提供真正有價值的個性化服務。對于監管者來說，我們要引導機構盡量避免同質化競爭，提倡和促進市場機構開展業務創新，同時禁止依靠違規手段獲取利益，這些工作對我們而言也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在這個過程中，監管要平衡安全與效率，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監管方式上要與時俱進，還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不斷豐富監管手段、提升監管效率。

　　必須承認，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法制比較健全，而中國的法制體系亟待完善，加之經濟面臨轉型，需要鼓勵創新；規范行業發展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既有行業發展的機會成本，也有支付機構升級風險管理水平所需的成本，所以我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盡量做到成本最小化。要爭取凝聚最廣泛共識，統籌考慮鼓勵創新、便利消費者、金融安全、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因素，求同存異，兼容大多數，以取得最佳平衡。

　　在支付行業面臨變局的關鍵時分，央行負責支付監管的副行長范一飛接受財新專訪，詳盡解讀支付行業的性質、發展愿景、風險和監管原則

支付新規：反饋與落實

　　至于備付金制度如何落實，還要看支付機構自身的業務方向。如果回歸支付本業，即支付通道角色，而不是做資金生意，就可以淡化資本金要求。如果支付機構想發展存款賬戶功能，對資金具有支配權，那么就要視同銀行存款進行監管，需要有準入管理和類似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要求。

　　前面講過，新規的一些細節還在根據征求意見情況進行推敲，但出臺后就要做到令行禁止。比如，對賬戶實名制的落實要進行定量考核，如果一家機構落實實名制的賬戶占比高，風控做得好，業務范圍就可以適當放寬，賬戶支付限額也可以相應放寬。

　　這個平臺應該具有公共屬性以及安全性、便利性，并鼓勵創新和公平競爭，進一步提高支付機構清算效率，確保交易留痕、資金可追溯、風險可監控。這樣的設想也是為防止每家支付機構自建平臺系統、各自為戰，既不能共有共享，也不能互聯互通，避免社會資源浪費，減少不同技術標準的相互排斥和各種風險漏洞。

　　對于新的支付技術，央行會積極關注，鼓勵創新，但是在平臺大面積推廣時要審慎。比如各種生物識別技術，指紋、瞳孔虹膜、脈搏等，且不說這些生物特征大都可以通過3D等技術造假，即便解決了造假欺詐問題，如果真的應用于支付領域，個人生物特征一旦泄露，很難像密碼丟失那樣進行重置，畢竟人們難以更換指紋或瞳孔虹膜。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

　　銀行開展業務要覆蓋經營成本，推動創新需要持續投入，收取一定費用有自身的合理邏輯，但是一些成熟的網絡服務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里面是有改善空間的。比如降低或取消網絡轉賬收費，既方便了客戶，又可以減緩網點壓力。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大部分境內跨行轉賬都是免費的。從監管角度來講，央行沒有強令銀行取消轉賬收費的權力，但是我們做了不少引導性工作，鼓勵銀行取消網絡轉賬特別是小額轉賬業務的收費。

　　央行也一直在就改進銀行支付服務進行調研，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份文件，先前已向業界征求意見。文件要求商業銀行在強化實名制、注重安全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服務便捷性。這一方面，的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央行作為宏觀調控部門和整個支付行業的監管者，沒有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理由。當前，政策目標在于全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在服務便捷與金融安全之間找到平衡。

互聯網金融：風險平衡術

　　央行有關部門分析了互聯網金融的潛在風險點，也對互聯網金融負外部性做過研究。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互聯網金融是以互聯網技術和IT技術為基礎的，容易由技術風險引致外部損失。前不久，經營比特幣的Mt. Gox公司因技術漏洞引發平臺資產被盜，造成消費者4.7億美元的損失。

　　二是互聯網金融主要面向“長尾”人群，這部分群體數量龐大，而金融知識、風險意識和承受能力相對薄弱，問題一旦出現，對社會的負外部性較大。

　　三是邊際效益遞減容易引發互聯網金融領域惡性競爭，一些企業違規經營，長期虧損，瀕于倒閉，最終很可能要由消費者埋單。

　　四是風險傳染速度和傳播范圍加大。如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已與銀行支付網關直接相連，一些商業銀行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建模放貸，從互聯網金融入口的資金也已經可以出入傳統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互聯網金融企業跨界混業經營增加了市場關聯度。因此，互聯網金融的系統性風險一旦爆發，對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的沖擊可能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前不久，央行披露了一些機構未能有效落實賬戶實名制帶來的問題。還有，機構的實際控制人挪用巨額客戶資金用于炒房、炒股甚至到境外賭博，損失很大，涉及大量消費者。銀行卡信息被盜用的情況也較嚴重，相關風險傳導至消費者的銀行賬戶。今年1月，一家支付機構泄露大量銀行卡信息，犯罪分子據此在境外克隆卡片盜用資金，也使一些消費者蒙受無妄之災。

　　對于非銀行支付領域消費者的風險損失，應當按照法律法規和合同確定賠付責任，切實防范道德風險，因此不存在所謂剛性兌付。但真正發生問題的機構往往無力賠付，監管者又不能置消費者損失于不顧，因而容易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總體上，我們希望通過加強監管，促使整個行業積極創新、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社會和民生。這是監管者一以貫之的愿景，但這種愿景能不能順利實現，還需要來自各方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