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投資促進消費增長

　　記者：目前，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是傳統引擎的拉動力在減弱，而新的增長動能尚在培育之中。“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哪里？

　　林毅夫：在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中，過去中國長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長率，但由于2008年以來全球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沖擊，發達國家長期平均增長速度應該是3%-3.5%之間，即使恢復比較好的美國也沒有恢復到3%，歐洲國家和日本更不用說，增長率在0%-1%之間。在這種狀況下，他們的需求減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這駕“馬車”就慢了。

　　再看投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來勢洶洶，比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帶來的沖擊更大。由于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幫助全世界避免了經濟大蕭條。不過，由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現在大部分項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經濟還沒有恢復正常增長。在這種狀況之下，國內投資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沒有新的投資項目，投資增長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駕“馬車”消費了。中國的消費增長還比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這才使中國在這么大的外部沖擊周期影響下，還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長。

　　現在有聲音說，中國過去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應該是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我認為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不能作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消費增長的前提應是收入不斷增長。如果收入不增長，單純消費增長的話，家庭很快就借貸，借貸多了以后就負債累累，危機也會到來。

　　消費增長的潛力，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怎樣才能不斷提高？應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產出水平和附加價值水平。但不管是企業成本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是社會成本的基礎設施完善，都需要投資。

　　我所說的投資是指有效投資。國內可進行有效投資的部門還非常多，比如，中低端產品升級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業研發生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這些不僅產能不會過剩，而且會幫助產業升級。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投資不會擠占消費。為什么投資沒有擠占消費？因為只要是有效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費相應增長。即消費的增長就是硬收入的增長，只有在收入增長的時候，消費才會增長得快。從1982年-2014年的投資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的變化可以看出，投資高于平均值的那幾年消費增長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資對消費的擠出效應。

四大領域發力有效投資

　　記者：中國在哪些領域存在有效投資機會？

　　林毅夫：首先，產業升級。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的產業過剩產能很多，很難再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了。實際上，我國尚處于中等發展階段，即使現有的產業有產能過剩，或者有些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了會被淘汰，但中長期來看我們還有很多產業升級的空間。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產業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級，升級會有很高的經濟回報，也有很高的收益。2014年，中國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多達1.3萬億美元。這些進口的產品都是國內短缺的，如果中國往這些產業去投資的話，就不會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

　　第二，基礎設施。在經濟疲軟的時候投資基礎設施最好，短期可以穩增長、可以創造就業，長期來講有利于經濟增長，這已在國際主流經濟學界得到了認可。過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場等方面的投資非常多，但主要是連接城市與城市的跨城際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當短缺，比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這部分的投資也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

　　第三，環境改善。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環境污染非常嚴重。要改善環境，應在現有的生產基礎上改進技術，采用節能環保的新技術，這方面投資的社會和經濟回報會非常高。

　　第四，城鎮化。現在中國城鎮化率是54%，一個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過80%甚至90%。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還要不斷地城鎮化，人口進入到城鎮，需要住房、交通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務，這方面的投資也會有很高的社會和經濟回報。

　　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時間，因為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發達國家至今走不出經濟下行與衰退。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已經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個增長點是什么很難知道，有的話也只有一兩個；其次，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普遍完善，頂多是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發達國家的環境也相對較好，城市化也已經完成。所以，在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時，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我們有自己的優勢，應該發揮出來。

經濟中高速增長潛力較大

　　記者：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

　　林毅夫：經濟增長的內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為什么可以不斷提高？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提高產品生產的效率和質量，以及產業升級，不斷出現一些附加價值比現在的產業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把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從現有的產業往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轉移，這樣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就會不斷提高，經濟就可以不斷增長。

　　這個道理不管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的，發達國家要維持長期的收入增長也同樣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技術需要不斷創新、產業需要不斷升級。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產業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術創新必須是自己發明的技術，它的產業升級也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在世界技術和產業前沿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鑒模仿的空間，利用這個可能，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也就小了。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差距，發揮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好幾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長。雖然很少有我們自己發明的技術和產品，但我國的增長的速度可以將近是美國的4倍，靠的就是這個后發優勢。

　　問題是后發優勢已經用了36年，還有多少？這是我們對于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判斷。看后發優勢的潛力不是看過去快速增長已經有幾年，而是現在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樣判斷我們現在的平均技術和產業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標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而平均勞動生產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產業的附加價值水平。最新的可以用來做比較的數據是2008年，按照購買力評價，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21%，這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日本從1951年用跟美國技術產業差距的后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開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臺灣從1975年開始，利用后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0年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和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后維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長軌跡是一樣的。如果這些東亞經濟體的后發優勢可以實現20年8%到9%的經濟增長，那么我國從2008年開始也存在著20年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林毅夫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研究范圍為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主要著作包括《繁榮的求索》、《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與轉型》、《中國經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