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穩增長措施

　　四大領域發力有效投資 十三五經濟實現年均7%左右增長完全有可能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就業、金融安全和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三大因素確定了“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速必須要達到6.5%以上，并盡量實現7%左右的增長。從中國的產業空間、政策空間、民間儲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對于近兩年經濟形勢，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就一直處于下行之勢。近兩年雖然趨穩，但還沒有完全穩住。應當看到，中國經濟這一輪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沒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經濟增長率還會繼續下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穩增長的措施。

　　林毅夫稱，對那些短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結構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減稅、“二孩”政策等。這些改革措施短期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也利好經濟增長，要加大力度做；對那些短期會抑制消費、增加風險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應該審時度勢更加謹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記者：“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下限預期是6.5%。如何評價6.5%這個下限？

　　林毅夫：先從必要性來看，“十三五”期間經濟達到6.5%以上的增長是必要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十年國內生產總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要7.2%，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即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對于這一目標，必須考慮人口增長因素。有沒有可能GDP增長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傾斜來實現第二個目標？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經濟增速在7%左右的情況下，企業盈利狀況已經不是太好。如果說經濟增長率是6.5%，收入分配還要往家庭傾斜的話，企業的盈利狀況會更堪憂，這可能造成失業的增加。

　　2014年的就業是相當好的，新增了1322萬的城鎮就業，超出了去年初預定的目標。但如果經濟增長放慢，低于6%，企業的盈利狀況就會很不好，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發生變化，可能就關門了，有可能出現斷崖式的倒閉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長速度，有利于企業的信心，把員工保留著，也就保住了就業。所以，要保持較好的就業率，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預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靠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經營，杠桿率比較高。如果較多的企業倒閉，可能會造成呆壞賬數量的增加，影響金融穩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十三五”期間經濟需要保持6.5%以上，盡量達到7%左右的增長，就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一番目標。

　　從可能性來看，我覺得中國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完全有可能。我們回旋余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均收入不斷增加，前提是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中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二是通過產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政府可以因勢利導，推動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從中高端向高端升級，實現經濟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預計到2020年前后中國將跨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2615美元的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從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國政府負債率占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處于最低水平，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大；另一方面，我們的利率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且準備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說明貨幣政策調控還有較大空間。除了政策空間外，中國的民間儲蓄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此外，中國還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購買投資所需的進口設備、原材料等。

　　以上這些都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的優勢。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下行的時候同樣也有很多投資機會，但可能本國政府負債率高，縮小了政策調控空間；或者民間儲蓄低，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投資的可能性小；或者外匯儲備不足，無法購買更多的投資設備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們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來，政府因勢利導，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外部環境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和兩個“翻一番”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承認外部性與周期性影響

　　記者：從目前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預測來看，今年經濟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繼續下行。您怎么看近兩年經濟運行態勢？

　　林毅夫：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就一直處于下行之勢，近兩年雖然趨穩，但還沒有完全穩住。

　　到底什么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到現在持續這么長時間的下滑？國內有兩個盛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政府采取的4萬億投資造成的后遺癥；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機制結構性增長方式導致的經濟下滑。總結來看，這兩種觀點都認為問題來源于中國內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兩種看法。我認為，中國經濟這一輪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從2010年到2014年，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經濟體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都經歷了經濟下滑的過程，與中國相比，他們下滑的幅度相對更高。因此，認為中國的經濟下滑是由于中國的4萬億刺激政策和體制機制問題造成的并不客觀。

　　我們確實是轉型中國家，我們也存在問題，但不能把外部性的問題看成我們自己的問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慢了，直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完全恢復，導致消費增長也慢了，對于外部的進口自然減少，這對于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后，我國對美國的年均出口增長率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長率是-1.8%，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說成是自己的問題，對于我們自己的問題要下決心去改，這樣的話我們的政策才會比較客觀、比較理性。

　　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下滑，“兩個百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能不能實現，就會打上一個大的疑問，國內、國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對中國道路的信心都可能會打上一個問號。那么，怎么樣對這個問題進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關鍵的，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著力點在投資

　　記者：在外部性、周期性問題的影響下，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來穩定增長？

　　林毅夫：如果沒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響之下，經濟增長率還會繼續往下滑，會出現兩個后果：一個是失業問題可能會爆發。中國經濟增長率低于7%的時候，企業的盈利令人擔憂，經濟繼續下滑很多企業會倒閉，失業率猛升。第二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可能會爆發。在中國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業有較高的負債率。如果很多企業在同一個時間段關門倒閉，銀行壞賬高企，迸發系統性的金融安全問題的幾率很高。如果這兩個問題出現，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穩定社會，那時候很多措施都很難實行，甚至會出現倒退的風險。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穩增長的措施。

　　對于結構性改革，要分別對待。對那些短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結構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減稅、實施“二孩”政策等。這些改革措施短期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也利好經濟增長，要加大力度來做；對那些短期會抑制消費、增加風險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應該審時度勢更加謹慎。

　　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來啟動投資和消費，著力點應放在投資上。不能只依賴減稅來刺激消費，刺激消費不能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必須靠投資創造對過剩投資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們國家過剩產能最嚴重的部門是投資品部門，像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884, -7.00, -0.79%)等，但投資品不能直接作為消費品，必須靠投資才能夠創造對它們的有效需求。